垃圾减量、净菜进城、旧货交易、废物利用

 

　　杜茂洲点燃中华牌香烟，述说他“梦一般的经历”。

　　1990年，穷则思变的四川巴中教师杜茂洲进京淘金。在朝阳区焦庄垃圾场，他成了一名拾荒者。最高纪录，一天赚30多元，一个月下来，杜茂洲满足这个比当教师能多赚30多倍的职业，以至产生“天上掉馅饼”错觉，从而认为“拾荒是天底下最好的职业”。尽管偶尔生发斯文扫地之惑。

　　杜茂洲历数他捡到的馅饼，大到国家战略物资（钢铁、煤炭、石油、橡胶）小到药片。如数公斤重的铁、铜、铝以及项链、耳环、手表、手机……他家冰箱直到去年才买新的，此前皆为捡拾。成箱成袋的米面腊肉皮蛋等让杜茂洲致信家族及众乡亲“出来捡吧，北京垃圾能养活人，北京遍地是宝，是金山银山，只要你肯捡，绝对吃不完，穿不完，用不完”。

　　第一年，杜茂洲捡了7大编织袋废旧电器。会电器修理的他最初打算修好后带回家乡出售。很快，他便恨骂自己“眼窝子浅”。他决心继续垃圾里刨食。目标“在肥活里捡出一番事业”。一个能证明“北京垃圾特肥”的例子，几乎每个拾荒者都有一台经杜茂洲修理的收音机。如今是每人都有捡拾的手机。一个流传在拾荒者中的佳话是某四川老乡捡到两块24K纯金的亚运会金牌。

　　逢国家修路，杜茂洲及兄弟们兴奋等待硕大馅饼的降临———铁管、钢管……橡胶，这一国家战略物资，70%靠进口，杜茂洲时常为捡到轮胎暗喜，同时，他也暗地可惜“国家回收率太低，倒是便宜了我们。”高中文化、喜读哲学的杜茂洲辩证分析丐帮、国家之关系，“我们肥，国家就瘦，反之亦然。”丐肥国瘦原因，杜茂洲一语破的“没管好”。没管好给了杜茂洲成长壮大的空间。

　　待杜茂洲得知垃圾归宿———金属运首钢（现在唐山），塑料运河北文安，玻璃运邯郸，铁皮罐、骨头运天津蓟县，纸运保定，轮胎运玉田，有色金属运霸县，胶皮鞋底运定州，猪饲料运楼梓庄、小屋基养猪场后……1994年始，杜茂洲由拾荒者变为创业者。他由自己捡到坐镇指挥到直销废品到承包垃圾场。垃圾场恪守铁打原则———垃圾分类。“垃圾资源分得越细，回收厂家给的钱越多。”杜茂洲遂将工人分成金属组、塑料组、玻璃组、布匹组、纸类包装组、鞋底胶皮组等，由他统购统销。工人随专业分工而训练有素，如塑料组工人，能从70多个种类中分辨出聚酯聚丙聚乙烯，从聚乙烯中分辨出高压低压。

 

杜茂洲黄金时代的最高纪录，一年捡拾有用物资三四千吨。春节、中秋节是他的两个黄金季节。春节期间，他的工人能捡到包装精美的鱼虾肉蛋水果蔬菜。中秋节不仅捡月饼还捡精致的纸盒纸板。工人月收入高达2000元至3000元，杜茂洲时常坐享工人收获。杜茂洲举例说明垃圾养人。“工人身体特棒，没一个得病的。他们从不吃饭店的剩食，怕得乙肝。他们吃垃圾桶里带包装的食品，肯定没事。”

　　“垃圾里刨食不如垃圾里创业。”1995年，杜茂洲拥有自己的塑料加工厂。

　　杜茂洲弟弟杜茂献与哥哥同吃一碗饭。1993年杜茂献承包了南苑和义垃圾场。1997年，杜茂献办起养猪场。猪饲料来自北京各大饭店。杜茂献满意猪饲料“肥得流油”。“肥得流油”的不仅是猪饲料，其他亦然。杜茂献说京广饭店、昆仑饭店垃圾能给他带来丰厚收入。垃圾含金量次高之地是外企集中的写字楼。工人们捡拾最多的是带着包装的衣服。再就是社区，杜茂献比较得出“西城最肥，海淀垃圾最轻（纸），通州垃圾最重（砖头瓦块）”。

　　1999年，杜茂献成立“北京茂献垃圾回收有限责任公司”。

　　2000年3 月24日，记者在和义垃圾场采访杜茂献。时身穿皮尔·卡丹西装的杜茂献抽着555牌香烟告知夫人学电脑去了，他有意强调“她自己开车去的”。杜茂献办公室挂着营业执照和“新编北京市区图”。执照经营范围：街区扫保清洁，生活垃圾人工收集，垃圾分选利用。注册资金20万元，营业期限，1999年10月14日———2049年10月13日。垃圾场占地15亩。一道围墙圈起分捡出来的资源———金属、塑料、橡胶、玻璃、纸、猪饲料……围墙深处有40多头猪。仅卖猪一项，便能给公司带来可观效益。杜茂献计划“在垃圾场空闲地办个旧货交易市场”。

　　随城市改造，房屋拆迁成全了杜氏兄弟另一项收入。他们令工人把砖头剔净码成垛，卖给农民砌院墙、猪圈。

　　迄今，杜氏兄弟直接间接带出巴中、仪陇两县4000多父老乡亲。北京10万拾荒大军中，四川人占2万人左右。河南人占多半江山且形成庞大产业链。如他们已从捡铜发展到炼铜。杜茂洲公司员工现达500多人。早期拾荒伙伴相继成立自己的公司，划地为界，做上老板。

 

“北京遍地是宝”，杜茂献复述首批京城拾荒者(1980 年)许继才的话，“只要你肯弯腰。”

　　如今，杜茂献撤离京城，转战苏州。杜茂洲去过弟弟开辟的新战场“肥啊！”杜茂洲羡慕弟弟身居一个工业发达的城市。同时，他也承认该城市的浪费成全了弟弟的发达。

　　■给人治病不如给环境治病

　　2000年的杜氏兄弟憧憬“希望政府把我们收编，我们已从游击队走向正规军，将来就是集团军”。把四川丐帮组织成正规军的人是王维平。王维平，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高级工程师，垃圾对策专家。

　　王维平，学医出身。曾在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医8年。1986年，王维平调北京市环境卫生研究所，从主治医师变成工程师。王维平主受两本书影响。美国人托夫勒在《第三次浪潮》中预言：“继农业革命、工业革命、计算机革命之后，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第四个浪潮是在世纪之交出现的垃圾革命。”托氏预言，人类最终毁灭于资源短缺、环境污染。如果不考虑垃圾对策,毁灭仅是时间问题。王维平称第四次浪潮为第四产业。另一本书是张仲景的《伤寒杂病论》：“上医治未病之病，中医治将病之病，下医治已病之病。”王维平把汉末医学家和20世纪未来学家的话联系比照：“垃圾产生的病菌会使我一辈子做个下医，与其被动行医不如主动做上医———给环境治病。”不治环境的病，就治不了人的病。环境病中，垃圾为首。王维平总结为三最：“关系最密，关注最轻，解决最难。”

　　研究所70％职能研究垃圾、粪便对策。懂卫生不懂垃圾的王维平忐忑，“指导全国的东西，心里没底。”后悔“没有金刚钻，揽了瓷器活”。日本资料启蒙王维平什么叫循环经济、垃圾分类、再生利用。

　　1992年至1995年，王维平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固废处理及污水处理。日本实施的循环经济是以法律做保障。1967年，日本颁布《公害对策基本法》。上世纪90年代，相继出台《节能法》、《再循环法》、《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》。

　　1989年，东京将垃圾对策视点前移至物资流通源头。通过集约生产、消费、废品回收减少末端垃圾处理压力。此法节省了治理费用和资源。当年，东京垃圾减量。

 

垃圾减量对策如下———

　　一、净菜进城。以大白菜为例，每300吨毛菜产60吨废料。如果60顿废料运进城后再运出城，无疑是运输资源的浪费。如果就地还田，则可变成有机肥料修养地力。东京采取的办法是八环路之内禁止毛菜进入。

　　二、限制过分包装。《包装法》规定，包装物不能大于被包装物1/10的体积。

　　三、循环利用包装物。

　　四、建立健全废品网络回收系统。东京有5000名左右废报纸回收者。他们穿街走巷，上门服务。住户把废报纸搁置门口，回收者根据纸量多少回赠礼品———手纸或胶卷。此举使东京废纸回收率高达75％，每年可减少进口木材300万立方米。

　　五、垃圾累计计量收费。对垃圾排放大户实施惩罚性收费。

　　六、垃圾分类收集，分别利用。

　　东京垃圾分类收集再生利用后，8年间少产垃圾820万吨。节省收集、运输、转运和处理费用47亿美元。

　　1995年，王维平回国。成田机场，在日定居的父亲反复盯问一句话：“想好了，真回去？”“回去，我有我自己的事。”在东京大学做数学教授的哥哥嘱王维平“好好做学问”。王维平问哥哥什么是学问？兄弟俩就什么是学问争执起来。王维平想法是，研究前无古人的学科叫学问，他现在研究的垃圾对策就是学问。回国后，他在单位汇报学问“垃圾经济学”，有人不以为然，坦言王维平照搬日本做法行不通，但王维平心中有个10年不变的学习标尺———日本。“人家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。实际上，我们不是做不到，而是做了以后又抛弃了。”1975年以前，中国菜农的做法给王维平心理支持。“菜农将烂菜帮子就地还田，称之‘做底肥’。”另一支持是1975年7月12日，《北京日报》头版头条刊登“垃圾要分类收集”。之后，北京开始垃圾革命。那时垃圾成分主为炉灰、菜叶。王维平遍查资料，北京做法领先世界。然而，待世界追学中国后，诸多因素使我们止步甚至开倒车。因素之一，自然灾害年代，菜帮子成果腹之物，垃圾分类自然中止。

　　日本三年，王维平从资源—产品—资源再生的循环经济中看到岛国希望。比照中国，传统产业结构注定走向以消耗资源而谋求经济发展的歧路，即资源—产品—污染排放，结果必然是资源枯竭、环境污染。纠偏的惟一路径—循环经济。垃圾是循环经济的供应商。

 

　■垃圾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

　　王维平眼中的垃圾是“放错了位置的资源”，杜茂洲认同“百分之百的资源”。王维平看重资源可再利用，杜茂洲看准资源可再生钱。如何使资源再利用？王维平想到拾荒族。跟拾荒族在垃圾里滚打摸爬做学问，王维平说这是他惟一的选择。“搞垃圾对策的在实验室里折腾，瞎掰。”

　　1996年，王维平利用双休日跟随杜氏兄弟捡垃圾、运垃圾、卖垃圾、加工垃圾。如在宣武红莲小区，王维平挨个儿掀开垃圾桶，结果，合格率不足10％，但王维平看到希望：“没分类前，垃圾车跑6趟，分类后跑1趟。这就是效益啊。”王维平蹲守垃圾桶问50多位扔垃圾居民，调查附近10多家商店，垃圾分类如何改进？该年9 个月的双休日，王维平穿乞丐服、吃苍蝇饭的同时琢磨垃圾对策。周一，他换上西装写垃圾资源化、减量化的可行性分析报告。9个月后，王维平以严谨的分析论证拾荒大军是垃圾资源化、减量化理论可信可行可推广的实践者。如2001年，昌平区政府出300万元发动市民、农民治理白色污染。杜茂洲听说后请缨，“我包了，我还不要钱。”包的条件是昌平垃圾归他。西城有69座垃圾楼，其中杜茂献承包54座，仅此一项，西城每年可节省300万元。

　　1999年初，王维平指导杜氏兄弟成立公司。“既然干着第四产业，就得正规化，消灭游击队。群龙有首才便于管理。”10月，杜茂献公司挂牌。杜茂献用学会的宏观语言阐述公司意义：“为促进资源再生利用，实现垃圾减量化，延长填埋场使用寿命，减轻政府填埋垃圾费用，我要承包……”王维平鼓励拾荒族：“好好干，捡得越干净越好。”

　　王维平估计北京有拾荒大军10万人左右。

　　每年拾荒大军从垃圾中捡走价值10亿元左右资源。一年为国家节省两个亿垃圾处理费。拾荒者作为无疑帮助环卫部门实现了垃圾减量，补充了人力短缺，减轻了财政负担、节约了土地、减少了环境污染、缓解了资源短缺、带动了就业。但另一方面，拾荒者管理处于无序混乱状态，法制观念淡薄，捡、偷、抢概念不清，超生现象严重。由于缺乏管理，垃圾在捡拾、收集、运输、加工过程中造成二次污染，如敞篷运输、道路遗撒等。他们吃住垃圾场，终日与四害、病菌为伍，既没卫生条件也没卫生习惯，易患传染病，给城市疾病流传带来隐患。王维平建议政府：一、尽快结束拾荒大军利弊共存的无序状态，引导教育兴利除弊。二、给可持续性发展的体系———拾荒者以政策支持，市场培育及公众理解配合。

 

　■循环模式取代线性模式

　　20年时间，王维平为第四产业到来做着努力———弃医———赴日学习———参政———建言献策。作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参政议政委员、北京市政协代表、西城区人大常委，几年来，王维平与牛文元（中科院科技政策研究所教授）、朱坦（南开大学教授）、叶文虎（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）这支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团队不断上书中央。“知识分子的建言献策被国家采纳”，王维平认为“是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极致———‘修齐治平’。”肝胆相照，知无不言，他们的党性原则。王维平的建言献策就被吸纳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止法》（2005年4月实施）。节约型社会与该团队的建言献策亦有关联。

　　该团队研究，传统经济发展走的是线性模式，与该模式配套的经济结构注定了以消耗资源为代价以达到经济增长。比如中国生产1吨纸，需处理污水160吨，日本却是12吨。高消耗终点必走进资源短缺、环境污染的瓶颈。王维平形象比喻“是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儿”。据科学推测，2028年前后，中国进入资源短缺的瓶颈，目前徘徊瓶颈入口。只有走节约和循环经济的路子，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。因此，循环经济的“循环模式”颠覆“线性模式”势成必然。

　　“颠覆”迫在眉睫。全国600多座城市年产垃圾1亿多吨，累计占地5亿多平方米。其中2/3被垃圾包围，烧不胜烧，埋不胜埋。垃圾堆产生的甲烷、沼气、污染空气，爆炸伤人。垃圾污染土地及地下水。就北京而言，日产垃圾1.2万吨，每吨垃圾处理费用至少158元。年产400万吨垃圾，相当于一座景山，年消耗财政六七亿元。王维平焦虑北京“一年一座景山，那需要多少土地等它吞噬”。王维平遂以多种渠道建言以解燃眉之急，“国家与其砸巨资建垃圾处理厂，不如搞垃圾减量，从源头治理。”而我国现行的垃圾对策是滞后的被动的错误的。垃圾处理方式处于被动接收、末端处理的简单循环中。即产生多少、接收多少，其环节是清扫———收集———转运———填埋，真正符合国家环境控制标准和建设标准的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仅为25%左右，而日本采用的是卫生填埋、高温堆肥、焚烧制能，垃圾资源由此转化清洁能源。王维平呼吁向日本学习，治理垃圾前移。首先,实施垃圾减量。如何减量？王维平对策———净菜进城、限制包装、旧货交易、废品利用。

 

　王维平举例：老一辈菜农在地里摘菜，先将烂帮子就地还田，旨为休养地力做肥料。拿回家后再剥一层喂猪，最后几层自己吃，这叫资源的梯级开发。梯级开发意味少生废料及提高资源利用率。

　　北京生活垃圾中，包装物占17％且呈上升趋势。据专家测算，如果限制过度包装及循环利用包装物，每年可减少垃圾量7%至8％，由此可节省6500元至8000万元垃圾处理费。王维平举例日本循环利用实例———消费者买电器，厂家事先讲明没算包装。即把裸体电器摆放你家后带走包装。因我国尚未出台《包装法》，消费者只能忍受豪华包装的成本。如一件衬衫7层包装，这在日本会遭到讥讽“漂亮的垃圾”、“通过奢华包装促销是过时、愚蠢的商业行为。”王维平批判过度包装四大公害：浪费资源、垃圾过量、侵权买方、孳生腐败。就月饼而言，过度包装必占储存空间、运输空间、柜台空间、家庭空间。受益者仅为两头：厂家和丐帮。再有，2888元的月饼（6块）内藏机关，行贿受贿，双方心知肚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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